中国古代的性变态 文章来源: 中国古代的性变态 作者：刘达临 人类的性包括生理、心理、社会三维度。性的健康正常与否，都受这三种因素的影响，而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某种社会文化背景的条件下，人们会认为某种性行为是正常的、允许的，在另一种社会文化背景的条件下，人们又会认为这种性行为是反常的、不允许的。对于那些被认为是反常与不允许的性行为中，有些被认为是罪错，如强奸、通奸，有些被认为是变态。社会越是发展，这种区分就越是细致、严格。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秦、汉以后，封建社会形态得以确立，社会文化也开始繁荣与发展，对于性问题的观察与分析也较前有显著发展，对性变态的现象也开始有所记载，直至后世。从性变态的形形色色，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一个侧面。当然，衡量哪些性行为是正常或反常、变态，各个时代、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而我们只能以今天的眼光来观察与总结过去。 〖文章来源: 春秋中文网 中国古代的性变态 MuK2fg〗 例如上一节所述的同性恋，在汉与魏、晋之世，社会并不认为多么不正常；而时至今日，美国全国心理学会于１９７３年也通过一项决议，认为同性恋是“非异常行为”；至于那些有同性恋传统的民族和地区，更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看法，是以以下这些现象作为性变态，而且记载在史书以及许多野史、笔记之中的。 一、两性人 “两性人”是一种生理畸形，即亦男亦女，在女人前是男人，在男人前又是女人，对此古人称之为“人妖”，又谓之“隐宫”，俗则称之“天阉”。据《内典》云： 人中恶趣有五种不男：天、竖、妒、变、半。且有五种不女：螺、筋、鼓、角、线，俱终身无嗣育。 有人解释“隐宫”（天阉）的五种含义：不男之“天”即天生性器萎缩，不能勃起。“竖”（或称“捷”）是：生而为男却是女人，反之，生为女人却是男人；古人更云“值男即女，值女即男”，意谓见了女人是男人，遇到男人就成女人。“妒”是所谓“似有似无”。“变”是一半为男，一半为女；或半月为男，半月为女。“半”则是“无异而不能”之意。 至于“不女”，就是俗谓“石女”，而“螺”、“筋”、“鼓”、“角”、“线”，以现代医学语言来说，就是性生理障碍，大多可用外科手术矫正之。 〖文章来源: 春秋中文网 中国古代的性变态 H1Ibh7〗 这种不男不女或半男半女的“阴阳人”，在生理学上如同太监一样是“中性人”。日本古代这种情况也很多，叫做“二形”或“半月”。明代人则称之为“人屙”；白话文学家则称之为“人屎”。《万历野获编》“人屙”条云： 人生具两形者，古即有之。大般若经载五种黄门，其四曰： “愽叉半”。释迦谓：“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然不云亦能女也。素问有“男脉应，女脉应”之说，遂具两形矣！ 晋惠帝世京洛人有兼男女体，亦能两用，而性尤淫。解者以为男宠大兴之征，然亦不闻一月中阴阳各居其半也。又吴中常熟县一缙绅夫人，亦大家女也。亦半月作男，当其不能女时，崇砧（昔时夫妇燕好时用的一种小褥，承受作爱时所流精液血水用）避去，以诸女奴当夕，皆厌苦不能堪。闻所出势（阳具）伟劲倍丈夫，且通宵不起事云。按二十八宿中，心、房二星，皆具二形，则天上已有之，何论人世？ 《万历野获编》“不男”条又云： 晋废帝海西公有隐疾，汉武阳侯，樊市人不能为人。元魏仇洛齐生非男，北齐临潼令李庶之天阉，隋大将军杨约之为×所伤，皆是也。本朝藩王则楚王英　，亦传闻不男，大臣则杨文襄一清、倪文毅岳，及近年士人闵工部梦得，俱云隐宫无嗣息。 《癸辛杂识》则记载了有个军事统领叫赵忠惠，他的幕僚赵参议有个婢女聪明美丽，许多官员都喜欢她，赵忠惠也是同样，他千方百计地把这个婢女弄到手，要和她发生性交关系，但婢女坚拒不从。赵忠惠既气怒又奇怪，强剥她的衣服，发现她是“两形人”，认为这是妖异，就把她杀了。 《子不语》卷下“石男”云： 石男二字，见太元经经，起来久矣。至于半男半女之身，佛书亦屡言之。近复有所谓石男者：扬州严二官，其貌美，而无人与狎。其谷道细如绿豆，……昼食粥一盂，酒数杯，蔬菜些须而已。多则腹中暴胀，大便时，痛苦异常。 又如明人隆庆二年奏牍中有：“山西男子李良雨化女”一事。而明、清人笔记如郎瑛《七修类稿》及嘉靖王济的《询堂手录》也记有公猿变母猿的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狐狸精的描写，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生活的现实： 旧传：狸有两体，其年久者能变幻惑人。遇男则牝，遇妇则牡。今京师有此妖，或一家中内外皆为所蛊。各自喜为佳遇，然实同此兽也。狐与狸又各一种，而世多混称之。 变性者混入宫廷，史料较多，尤其是易服变性有时还被传为美谈。如《晏子春秋》记载：“灵公好妇人而为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宋书·五行志》记：“魏尚书何晏服妇人之衣。”《北齐书·元韶传》言文宣帝“剃韶须髯，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王嘉《拾遗记》云：“汉哀帝董贤更易轻衣小袖，不用奢带修裙”，也是穿女人的衣服。至南朝梁、陈时，由于一些男子经常沉湎于女色，一些男子居然“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到了明代易服变性的“人妖”更普遍地公开化，可能是由于男色盛行之故。因此戏曲院本中如徐渭有《女状元》，王媪德《曲律》中更有“男皇后”，搬演于戏台之上。 古人不管男扮女还是女装男，都称之为“人妖”，如《南史·崔慧景传》：“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此人妖也。”此外，如《乾　子》一书中的孟妪，《玉堂闲话》中的白项鹤，都是易服变性的“人妖”。古人对“人妖”是鄙斥不屑的，如《荀子·非相篇》指斥：“人妖”云：“美丽佻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韩愈的《辞唱歌》也斥骂“人妖”说：“岂有长直天，喉中声雄雌？君心岂无耻，君岂是女儿！” 对于以上所述“人妖”现象，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来，情况并不相同，应作具体分析。太监以及太监娶妻现象，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畸形产物，应予彻底否定；至于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的“阴阳人”，是性生理畸形，应予医治；至于易装，目前女着男装，社会一般不以为非，如在日常生活中男子爱着女装，那就是一种性心理变态（称之为“易装癖”），就需要加以矫治。 二、恋物癖 恋物癖是一种最有代表性的性的岐变现象。当然，恋物成癖者古今中外甚多，多数并不与性有关，但对有些现象如果不从性心理的角度来看，恐怕很难以解释。而且，在性心理变态的诸现象中，恋物癖最为复杂，这是因为“物”的范围实在太广了；同时，还有正恋物癖和反恋物癖之分，从表面上看，方向似乎截然相反，但其根源则往往是相同的。恋物癖者所恋之物，往往和人体有一定的关系，如履恋、足恋、发恋、屎尿恋、爪甲恋、疮痂恋等等，在这些方面，真是无奇不有。（恋物癖的范围应该是很广的。在西方性科学中所谓“物恋”原先只适用于衣履一类的物件，但是１８８８年法国的皮纳出版了《实验心理研究录》一书，被认为是典范作品，皮纳在这本书中提出全部性的选择是一个物恋的现象，他说，“正常的恋爱是一套复杂的物恋现象的结果。”） 首先是履恋和足恋。 履，是一种物，它和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把足和性器官联系在一起，原是古今中外的一个普通趋势，所以履恋和足恋现象的产生是有个自然的根柢的。无论在什么时代，一个正常的在恋爱状态中的人也认为对方的足部是身上最可爱的一部分。在许多不同的民族里，一个人的足也是一个怕羞的部分，一个羞涩心理的中心。但是，任何正常的心理如果超过了应有的程度，都会走向荒诞和谬误。 在中国历史上，伶玄《赵飞燕外传》所述的汉成帝和赵昭仪合德的性的关系比较明显地表现出足和性兴奋的关系有时可以达到多么密切的程度：“帝（指汉成帝）尝蚤猎，触雪得疾，阴缓弱不能壮发；每持昭仪足，不胜至欲，辄暴起。昭仪常转侧，帝不能长持其足。樊嫕谓昭仪曰：‘上饵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贵人足一持，畅动，此天与贵妃大福，宁转侧俾帝就耶？’昭仪曰，‘幸转侧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则厌去矣，安能变动乎？’”从上述记载可知只有合德的足才有这么大的魅力，而飞燕就不行了。 古人有不少名文、名句都反映出一些足恋或履恋的倾向，例如： 张衡《西京赋》：“振朱屣于盘樽”。 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陶潜《闲情赋》：“愿在丝而为履，同素足以周旋”。 谢灵运诗：“可怜谁家妇，临流洗素足”。 《古乐府•双行缠曲》：“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我独知可怜。” 李白诗：“履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 杜甫诗：“罗袜红蕖艳”。 韩偓《香奁集·咏堞子诗》：“六寸肤圆光致致”。 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碧梳璃滑裹春云，五陵年少其他醉，笑把花前书画裙”。 李商隐诗：“浣花溪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 段成式诗：“醉袂几侵鱼子缬，飘缨长戛凤凰钗，知君欲作闲情赋，应愿将身托锦鞋”。 唐镐为窅娘纤足舞作诗：“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 如果说以上这些诗文可能也只是一种感情的宣泄，或仅仅是“无病呻吟”，那么历史上还有一些更为明显的记载。如《晋书》第四十九卷《孚本传》说：“孚性好屐，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王士桢在《池北偶谈》卷九里认为这是典午人不顾名教的流弊的一大表示。其实，这类癖习自有其心理的根据，以至于性心理的根据。阮孚的遗传似乎不太健全，他的父亲阮咸‘任达不拘”，气不过北阮的盛晒衣服，自己（属南阮）也把大布犊鼻用竹竿张起来。他‘耽酒浮虚”，连猪群尝过的酒也能喝。他“纵情越礼”，和姑母家的胡婢有性交关系，即使在居丧时也不自裁节，阮孚就是这胡婢生的，其母系的血缘虽不可知，但是如以情理推论，大概也不会太好。 清袁枚的《续子不语》卷一载有由于履恋而致疯狂的一个例子，题目是《几上弓鞋》：“余同年储梅夫宗丞，得子晚，钟爱备至，性器端重，每见余执子侄礼甚恭，恂恂如也。家贫就馆京师某都统家，宾主相得；一日早起，见几上置女子绣鞋一只，大怒骂家人曰：‘我在此做先生，而汝辈几上置此物，使主人见之，谓我为何如人？速即掷去！’家人视几上并无此鞋，而储犹痛詈不已。都统闻声而入，储即逃至床下，以手掩面曰：‘羞死羞死，我见不得大人了！’都统方为辨白，而储已将床下一棒自骂自击，脑浆迸裂。都统以为疯狂，急呼医来，则已气绝。” 恋物癖里还有一种屎尿恋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六朝名僧宝志“好用小便濯发，俗僧暗有讥笑者，志亦知众僧多不断酒肉，讥之者饮酒食猪肚。志勃然谓曰：‘汝笑我以溺洗头，汝何为食盛粪袋？’讥者惧而惭服。”其实，以尿洗头和食猪肠、猪肚，原是两回事，食猪肠、猪肚是要把它洗干净的，正如食施粪肥而长大的蔬菜也要洗干净一样，以尿洗头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怪。至于“讥者惧而惭服”，“惧”名僧之怒则有之，“惭服”则可能未必了。 屎尿恋的极端方式之一就是饮尿与食粪。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也不乏这样的记载，如明初，有个叫宗泐的和尚，“嗜粪中芝麻、杂米和粥”食之。宗泐是明洪武年间的一位高僧，洪武中诏致天下高僧有学行者，宗泐是第一个应诏而奏对称旨的人；后来奉诏笺注《心经》、《金刚》、《楞伽》等经；又奉使西域；著有《金宝集》。再如“南州州人烹犊，取犊儿结肠中细粪，以箸调醯，谓之圣齑，无此一味，即不成盛筵”。 屎尿都是人体或动物的排泄物，而有人竟嗜之成癖。再推而广之，凡属以身上分泌、排泄以至于脱落的东西做饮食品的奇癖，都可以从性变态的方面觅取解释。如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十一）载：“李楝之好服人精。”又载“驸马都尉赵辉喜食女人阴津月水。”赵辉这个人是明太祖最幼女宝庆公主的丈夫，家本豪富，姬妾多至百余人，在明初历事六朝，享受淫侈生活６０多年。又载元“知福建院权长舆嗜人爪甲。” 在《南史》上也有类似的记载：宋刘穆之子“邕性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炙疮，痂落在闲，邕取食之，灵休大惊，痂未落者，悉禠取饴邕。”“南康国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与鞭，疮痂常以给膳。”中国古代有句成语“嗜痂成癖”，起源盖出于此。 恋物癖有正、反之分。正恋物癖的表现是嗜之，以上举的都是正恋物癖的例子；而反恋物癖的表现则是恶之、畏之，这种恶、畏的情绪之强烈，很难以常情理解，且与性有密切联系。例如宋洪迈《夷坚志》（卷四十一）载有《邓生畏萝卜》一则说：“南城邓椿年温伯，少时甚畏萝卜，见必呼啼，饤饾间有之，则怖而走，父母疑为人所吓致然。长而益甚，一堂之上，苟睹之，即不能坐；或招之饮，于蔬茹间置之者，遽舍而归。及老，田园亘阡陌，每出巡庄，好精意检校；佃仆黠者，阳遗一二于此，若打并不能尽者，才望见，怒骂而去；虽值阴晦暮夜，亦不肯留，谓彼家多蓄是物，虑再逢之尔。至今娼家祭祀，不敢复用。”按萝卜一般认为是阴茎的象征，邓生大概是在幼年时受过什么有关的恶性心理刺激，以至于厌恶阴茎，又因交替反射作用的关系，因而厌恶萝卜。如果我们不从性变态的角度来分析认识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与解释清楚的。不过，邓生的这种性变态现象似乎并没有发展到极端，他是有子孙的，这说明他还有性功能与性生活。江西邓氏，向称望族，南城一支，宋、明以还代有闻人；子孙在祭祀他的时候，居然还尊重他的这一奇特心理，可见其“影响”深远了。 三、恋兽癖 此处所说的“恋兽”，不同于一般居民的以养猫、养狗为乐，以猫狗为宠物，那只是以动物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与安慰；恋鲁癖是指与动物性交，人与兽交不能不说是怪诞。 〖文章来源: 春秋中文网 中国古代的性变态 01Ycyq〗 但是，这种怪诞现象自古以来发生并非个别。它多见于和动物十分接近的人，如农民、牧人、饲养员等，而且这些人大都是缺乏通过其它途径满足性欲者。至于有些人可以有正常的性生活而还要去搞兽交，那么其性变态的程度就更深了。 兽交的现象几乎在各个朝代都有记载，而从汉时期记载就多了起来。清褚人获《坚瓠续集》（卷一）引（文海披沙》说：“槃瓠之妻与狗交。汉广川王裸宫人与羝羊交。灵帝于西园弄狗以配人。真宁一妇与羊交。沛县磨妇与驴交。杜修妻薛氏与犬交。宋文帝时，吴兴孟慧度婢与狗交。利州妇与虎交。宜黄袁氏女与蛇交。临海鳏寡与鱼交。章安史悝女与鹅交。突厥先人与狼交。卫罗国女配瑛与凤交。陕右贩妇与马交。宋王氏妇与猴交。” 该书又引《耳谈》说：“临安有妇与狗奸。京师有妇与驴淫。荆楚妇人与狐交。”结语说：“乃知天下之大，何所不有？”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怪事不少，但以上所述也肯定有虚讹成分。例如，“凤”本是神话中的生物，“与凤交”是不可能的。其它如与“蛇”交，“与鱼交”也都有些“匪夷所思”了。其中，杜修妻与狗交一则，是根据唐李隐的《潇湘录》，不过《潇湘录》中杜修为杜修己：“杜修己者，越人也，著医术，其妻即赵州富人薛赟之女也，性淫逸。修己家养一白犬，甚爱之，每与珍馔。食后修己出，其犬突入室，欲啮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奸私之心；薛因怪而问之曰：‘尔欲私我耶？若然则勿啮我。’犬即摇尾登起床，薛氏惧而私焉；其犬略不异于人。尔后每修己出，必奸淫无度……。”后薛氏终于被出，归母家，而犬仍往来不置，其它下文便是一派神话了。 在历史上，不论兽交情况如何，总是不耻于人的事。清人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或《槐西杂志》（卷二）中的一段叙述，表现出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和一些社会评价，“乌鲁木齐多狎邪，小楼深巷，方响时闻，自谯鼓初鸣，至寺钟欲动，灯火恒荧荧也；冶荡者唯所欲为，官弗禁，亦弗能禁。有宁夏布商何某，年少美风姿，资累千金，亦不甚吝，而不喜为北里游；惟畜牝豕十余，饲极肥，濯极洁，日闭户而沓淫之，豕亦相摩相倚，如昵其雄；仆隶恒窃窥之，何弗觉也。忽其友乘醉戏诘，乃愧而投井死。迪化厅同知木金泰曰：‘非我亲鞠是狱，虽司马温公以告我，我弗信也。’余作是地杂诗，有曰：‘石破天惊事有无，从来好色胜登徒。何郎甘为风情死，才信刘郎爱媚猪。’即咏是事。人之性癖有至于是者，乃知以理断天下事，不尽其变；即以情断天下事，亦不尽其变也。”纪昀的最后这几句话，说明了一个道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是不能以一般的情理所能衡量的，兽交是如此，一切性变态都是如此。 四、尸恋 人们性交的对象一般应该是活生生的人，对方有反应，有动作，有体温，甚至有思想感情的交流；可是有人却实行尸交，在特殊的环境下对阴森、僵硬的尸体能激发性兴奋，从而发泄其性欲，这实在是悖背常情、甚至是骇人听闻的。据性心理学家分析，实行尸交的人，大都是病态、迟钝、低能的人，这种行为“实际上无异是一种手淫，至少也可以和兽交等量齐观。”①历史上这方面的记载，似始于汉代。《通鉴》记载：赤眉发吕后陵，污辱其尸，有致死者。过去有人认为，这种记述是对农民起义军的诬蔑，但实际上在任何庞大的队伍中，往往是鱼龙混杂，病态的、令人发指的事也难免存在。 〖文章来源: 春秋中文网 中国古代的性变态 mXwAod〗 这方面的事以后历代都有记载。例如唐戴君孚《广异记》云：“开元初，华妃有宠，生庆王琮；薨，葬长安。至二十八年，有盗欲发妃冢，遂于茔外百余步，伪筑大坟，若将葬者，乃于其内潜通地道，直达冢中，剖棺，妃面如生，四肢皆可屈伸，盗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钏，兼去其舌，恐通梦也，侧立其尸，而于阴中置烛……。” 还有，宋周密《齐东野语》云：宋嘉熙间，周密近属赵某宰宜兴。宜兴前某令女有殊色，及笄而夭，藁葬县斋前红梅树下，赵某“遂命发之……颜色如生，虽妆饰衣衾，略不少损，真国色也。赵见之为之惘然心醉，舁尸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体亦柔和，非寻常僵尸之比，于是每夕与之接焉；既而气息惙然，疲薾不可治文书，娼家人乘间穴壁取焚之，令遂属疾而殂，亦云异矣。尝见小说中所载，寺僧盗妇人尸，置夹壁中私之，后期家知状，讼于官；每疑无此理，今此乃得之亲旧目击，始知其说不妄。” 清羊朱翁《耳邮》（卷四）也记载了一个富有代表性的尸恋的例子：“奚呆子，鄂人也，以樵苏为业，贫未有妻，然性喜淫，遇妇女问价，贱售之，不与论所直，故市人呼曰‘奚呆子’。市有某翁者，生女及笄，有姿首，奚见而艳之，每日束薪，卖之其门。俄而翁女死，奚知其瘗处，乘夜发冢，负尸归，与之媾焉。翌日，键户出采薪，而遗火于室，烟出自笮，邻人排闼入，扑灭之，顾见床有卧者……，发其衾，则一裸妇，近视之，死人也，乃大惊。有识者曰：‘此某翁女也。’翁闻奔赴，验之，信，闻于官，论如律。异哉，天下竟有好色如此人者！乃叹宋孝武帝为殷淑仪作通替棺。欲见辄引替睹尸，尚非异事。”以上这一事例，似乎印证了霭理士所认为的实行尸交的人大都比较愚昧、迟钝，甚至于有病态。 古人书籍中所载尸恋之事，有许多都和鬼神之事混杂在一起，使人莫辨真伪。如唐代说部中有张　《尸媚传》一种，所述多为女鬼惑生人之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述。这些记述，可能与现实生活中的尸恋有一定关系，但把它夸大而流于荒诞了。这些记述，作为茶余酒后的闲谈当然未尝不可，但离科学论述实在太远了。有些记述，不全是杜撰，而也许是夸大了。如清景星杓《山斋客谭》云：“本朝安徽抚院高，讳承爵，旗员，罢官后，爱女死，殡于通州别业。守庄奴知其殓厚，盗弃之，见女貌如生，将淫之，女忽起，抱奴甚固，奴求脱不得，抱滚二十五里，遇巡员获之，论磔，七日旨下。女今东浙备兵高其佩之妹也。”高氏父子都是清代名臣，而且高其佩十分擅长指画，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尸体能否抱紧活人滚二十五里，这就有点玄了。 奸尸之事，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断地有所记载，民国时期有些记载也与此有关。１９２８年，军阀孙殿英的部队炸开了慈禧的墓，大肆掠夺。华北出版的《时事白话》中有一起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孙殿英与土匪无异的军队打开慈禧的棺橔之后，见尸体栩栩如生，有个士兵在其他士兵的鼓噪与怂恿下准备奸尸，因为这个士兵是仵工出身，即做收拾尸体的事，他胆大妄为，奸污年轻女性的尸体已成习惯。于是，这些士兵纷纷剥去尸体的衣服，还围着细看了一会。但是过了不久，尸体和绣袍见风就化，顿时慈禧的面孔萎缩，成骷髅状态，那个意欲奸尸的士兵就意兴索然，停止奸尸，然后就一起抢夺珠宝。——以上记载是否翔实还可进一步考证，但奸尸之习之延续，则应该是无疑的了。 〖文章来源: 春秋中文网 中国古代的性变态 bSnlzF〗 五、雕像恋和画像 〖文章来源: 春秋中文网 中国古代的性变态 CQ4FdW〗 雕像是物，决不是活生生的人，人们可以把雕像作为一种艺术欣赏；也可以睹像思人，那还是出自爱人，而不是爱这雕像本身。如果是把雕像作为活生生的人去爱恋，那就有些变态了。 雕像恋的情况，自古以来中外皆有。古希腊神话中讲到一个名叫皮克马利翁的塞浦路斯王子，爱上一个美女雕像，每天在雕像前祈祷，立志娶雕像为妻，几年不衰。雕像感其诚，于是真的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美女，嫁给了他。后人就把这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状况称为“皮克马利翁效应”。 当然这只不过是神话而已。可是这类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确是存在的，在汉时已有记载。王嘉所著《王子年拾遗记》中说：“蜀先主甘后……生而体貌特异，年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致后于白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侧，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常称玉之所贵，比德君子，况为人形而可不玩乎？甘后与玉人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嬖宠者非唯嫉甘后，而亦妒玉人。后常欲琢毁坏之，乃戒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为宝，春秋美之，今吴魏未灭，安以妖玩经怀！凡诬惑生疑，勿复进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当时君子以甘后为神智妇人。”从以上记载看来，蜀先主刘备可以说是一个雕像恋者，但程度不太深罢了。 这一类的记载后世不断，中国的“皮克马利翁”一再出现于稗官野史之中。例如唐于逖《闻奇录》说：“进士赵颜，于画工处得一软障，图一妇女甚丽。颜谓画工曰：世无其人也，如何令生，某愿纳为妻。画工曰：余神画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妻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应则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颜如妻言，遂呼之百日，昼夜不止，乃应日诺，急以百家彩灰酒灌，遂活，下步，言笑饮食如常，曰：谢君召妾，妾愿侍箕帚，终岁生一儿……”从这段记载看来，赵颜确有画像恋，画像变活了还为他生了孩子，可能只是他的白日梦而已，到了后来的文人笔下，就演变成了“画里真真，呼之欲出”的神话和诗境。 六、施虐狂与受虐狂 〖文章来源: 春秋中文网 中国古代的性变态 KMxocs〗 这是通过对他人施虐或自己受虐以达到性的满足的一种变态现象。从常情来看，施虐与受虐只会引起肉体上的痛楚，何来性快感？但这种情况古来就有，而且从其根源来看，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潘光旦教授认为，轻微的痛楚中有快感是很实在的一些心理作用。中国文字中“谑”字从“虐”字产生，“虐”虽说是声，但也未尝不是义，所以谑就是言之虐者，但也唯恐其虐的成分太多，以致引起痛苦的反感，所以《诗·淇奥》有“善戏谑乎，不为虐兮”的话。我们的寻常言语中，说一件事办得“痛快”，也是这种心理。 男女在缠绵爱恋之时，常有相互咬啮的现象，以轻微痛楚为乐，这就被称为“情咬”。所以古代中国男女相爱，私订婚姻之约，叫做“啮臂盟”。又闺房之乐里，男女之间，尤其是男的对女的，喜欢在颈项上撮取缕缕的红的印痕（由微血管被撮破而成），江南人称之为“撮俏痧”，也可以说是“情咬”的一种。以上这些现象，应该说都是正常的，但如同任何其它事情一样，如果超过了限度，就成了施虐狂或受虐狂，成为性变态了。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秦、汉之际不多见，但以后陆续有所记载，特别是在从前流行笞刑的时代，鞭箠方式的施虐狂是比较多的。如宋赵德麟《侯鲭录》云：“宣城守吕士隆，好缘微罪杖营妓。后乐籍中得一客娼，名丽华，善歌，有声于江南，士隆眷之。一日，复欲杖营妓，妓泣诉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士隆笑而从之。丽华短肥，故梅圣俞作《莫打鸭》诗以解之曰：‘莫打鸭，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秃鸧，秃鸧尚欲远飞去，何况鸳鸯羽翼长。’”从以上这件事看来，吕士隆的施虐狂是有相当程度了。 关于施虐狂，后世书籍还有不少记载。如清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中记了这么一件事：“乾隆间有某甲者，以县尉至滇南，莅任未一年而卒，无子，止一妻，一妻弟，一仆一媪。居无何，妻弟亦死，仆妪皆散去；妻尚少艾，寄居民舍，久之无食，为人浣濯衣服以自给，十指流血，而不免饥寒。有邻媪者，在官之媒氏也，一日过而谓之曰：‘何自苦乃尔？今有一策，可暂救饥寒，能从之乎？’妇问何策，媪曰：‘新到县官，少年佻　，而慕道学名，喜笞妓，笞必去衣，妓耻之，以多金求免不得，又以多金募代己者，亦无其人；若能代之到官，吾当与诸妓约，受杖一，予钱千也；伍百诸人皆受妓赂，行杖必轻，且形体是而名氏非，初不为泉下人羞也。’妇以贫失志，竟从其策。嗣后邑有妓女应到官，悉此媪为介绍而代之，县中皂隶无不识者，皆笑其顽钝无耻也。然妇竟积二百余金，以其夫之丧归葬。余谓此妇受辱虽甚，然究未失身，不得谓之不贞，不惜父母之遗体，以归其夫之遗骸，不得谓之不义，君子哀其志，悲其过，未可重訾之也。”俞樾在这里重点是写那“受笞之妇”，并且从他自己的观点出发，作了一些道德评价。可是我们从这件事中看到那“少年佻　，而慕道学名”的县官，喜欢裸妓女之身而笞之，这显然与性变态心理有关，属于施虐狂一类。 除了施虐狂外，还有受虐狂。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施虐狂多和权位相连结，以权施虐，而且这种施虐行为又多和道德、法律搅在一起，如官虐民、夫虐平等，而受虐狂则完全不受这些条件所制约，所以由此看来，受虐狂的性心理变态速度一般应较施虐狂更甚。 例如，清朱梅叔《埋忧集》（卷九〉有“臀痒’一则说：“姚庄顾文虎，累叶簪绂，习享丰郁。忽一日，促家人持竹篦，解裤受杖二十，后习为常，家人厌之，杖稍轻，辄加呵责；或反以杖杖之，必重下乃呼快。如是数年，渐觉疼痛而止。……” 消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二）说：、吴兴廪生某，文有奇气，试辄冠军。惟喜受杖，每同志相聚，即出夏楚，令有力者，重笞其臀以为快，否则血脉涨闷，恹恹若病焉。” 〖文章来源: 春秋中文网 中国古代的性变态 g9QzMm〗 〖文章来源: 春秋中文网 中国古代的性变态 ZclUQw〗 受虐狂的表现也有不用接受鞭箠的方式的。唐卢仝《玉泉子记》有杨希古一例说：“杨希古……性迂僻。……酷嗜佛法；常置僧于第，陈列佛象，杂以幡盖；所谓道场者，每凌旦辄入其内，以身俯地，俾僧据其上诵《金刚经》三遍。性又洁净，内逼如厕，必散衣无所有，然后高屐以往。”在以上这段叙述中，“所谓道场”表示这种道场和一般道场不同；《金刚经》三遍，时间相当长，还要和尚据其上而诵之，都包含有受虐的内容。 关于为什么会发生性变态的现象，是今日性科学界仍在不断研究的一个问题。大致有先天遗传、后天习得、暂时发泄或因好奇爱变的心理寻求一些性刺激等原因。中国古代文献中叙述性变态的例子并不算少，但对其原因从无学理上的探讨。然而，如果我们以目前性科学界流行的一些观点来分析，似乎也大体类似。例如，前面所述的那个有履恋癖的阮孚，似乎有先天遗传的影响。清袁枚《随园诗话》载性变态者春江公子诗，说：“人各有性情，树各有枝叶，与为无盐夫，宁作子都妾”，所持的也是先天之说。但是，后天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患反恋物癖的那个见萝卜而厌畏的邓生，很可能是由于幼年时受了什么恶性的心理刺激，这种事例肯定很多，但由于资料不足，我们现在还难以分析。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里说，“凡女子淫佚，发乎情欲之自然；娈童则本无是心，皆幼而受给，或势劫利饵耳”，这也可以说是后天之说。至于那些尸奸、兽奸者，大都智力愚昧、低下，又长期压抑性欲，因而以这种变态途径寻求宣泄。至于同性恋及施虐狂等性变态较多较早地出现在宫廷和贵族阶层之间，这和他们生活极端淫佚，心灵空虚，追求新奇刺激，玩女人玩腻了就玩男人，性交不够味就施虐大有关系。看来，性变态总的说来和政治无关，但它既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也在某一侧面打上了剥削、压迫的烙印，当然不排除其它方面还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中国古代对这些变态现象还有“因果轮回”、“事皆前定”之说，当然这就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了。

 

昨天是北京爵士音乐周的第一天,下了班直接奔去,本来第一天的演出对我吸引不大,但是下午突然接到EVAN的电话说有富余票就还是去了,在这里代表天安门的广大武警战士对EVAN表示感谢,昨天的演出一共4个组合,第一个是杜银蛟的大乐队,本身就不喜欢BIG BAND,所以好坏就不说了,后来是金佛的几个组合，第一首和吉他手刘越的二重奏还是不错的，后来几个组合也还可以，比较流行，整体上还是偏向现代爵士，但后来尤其是最后的一首曲子，招上来两个很缺的说唱小孩着实不好，这样的搭配其实并没有问题，敢于创新，毕竟当年“天场”的那首加入了三弦的《颐和园》就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么，但是在选择人员还是应该仔细一点。后来上场的是" 来自香港的STEVE RAY VAUGHAN" ，FUNKY打鼓，隆隆弹贝斯，缺个键盘，要不然就真是STEVE RAY VAUGHAN AND DOUBLE TROUBLE了，真的非常像，不仅有狂野的大SOLO还有沙哑的演唱，恩，技术很好的吉他手。最后出场的隆隆的乐队，非常棒，演出的曲子分为SMOOTH和FUSION两类，SMOOTH类的曲子很好听，很CROSSOVE JAZZ、很LEE RITENOUR么，但最牛比的还要数FUSION部分，个人认为还并不是WEATHER REPORT,应该是MAHAVISHNU ORCHERTRA，不过隆隆毕竟不是JOHN MCLAUGHLIN，吉他编写的稍微有些弱，但已经很不错，尤其整个乐队的编排非常的好，甚至在一首名叫“早市”的曲子最后部分可以听到PROG-ROCK的动静，2个键盘，一把吉他一把贝斯，一个打击乐一个鼓手，乐手的演奏也都非常到位，技术都非常好，尤其那个日本的鼓手。不太会用形容词，总之是有些激动么，恩，有些激动。听LZ说他们在录专辑，但我还是建议有时间大家去看现场，感受肯定不一样。

古城改造不要伤筋动骨

叶廷芳

http://www.snweb.cn/gb/people_daily/2006/08/17/0817p009d006.php

　　有历史文化价值古城的保护和改造，始终牵动着众多百姓的心。由于有关
专家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呼吁以及政府的重视，近年来一个正确的理念逐步明晰
起来，即由个别地保，提升为成片地保：不仅保护某些文物个体，还要保护她
周围的原生环境；不仅保护某些珍贵的古建筑群，也保护某些历史悠久或文化
底蕴深厚的街区。这样一来使得我国古城保护与建设的矛盾开始得到缓解。特
别是国务院批复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时，明确提出对北京古城要实行整体保护
原则，这无疑是值得庆幸的大事。
　　然而，在执行过程中，有关部门在如何保护的问题上仍存在误区，一个普
遍现象是大拆大建，追求“焕然一新”。如北京古城的黄金地段前门大街和东
城区的御河历史保护区现正在这样做。据了解，全国古城中这样做的还不在少
数。我们认为，这种“铲掉重来”的保护思路与成片保护、整体保护的精神是
相违的。
　　第一，凡是被确定保护的片区必须从整体上承认它是文物，既然是文物，
首先要维护它的历史原初性，即千百年来历史地形成的现状，不仅要尊重它的
有代表性的建筑形式和风格，而且要保持它的城市肌理，即街道、里弄和胡同
的基本格局。须知这些街道、里弄、胡同叠印着多少代人的无数脚印，饱和了
多少人的音容笑貌。你若把这些铲除了，“旧貌”固然换了“新颜”，但历史
没有了，古韵没有了，生命的记忆没有了！你还“保护”什么呢？
　　第二，尽可能维持被保护片区原住居民的构成基本不变。这些居民世世代
代居住在这里，对古城的历史与现状了如指掌。他们是古城历史故事的保有者
和权威的诉说者，因而是古城历史文脉的主要体现者和传承者。
　　第三，某些保护片区确实存在着杂乱破旧的现象，对这些现象进行清理和
改造无疑是必要的。但这种改造应该是渐进式的，而不应是速决性的；是个别
性或局部性的更新，而不是一次性的全部铲除和重建。
　　第四，古城改造的主体主要是原住居民。首先要发挥有产权的那部分房主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他们自己改善居住条件。对于那些破烂不堪的陋房和
危房，可动员房主集体筹资建造一些较简易的住宅，或通过市场运作建造一些
他们买得起的商品房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样做还可以减少甚至消除因强行拆
迁而与有关居民产生的磨擦和冲突。
　　第五，保护区内适当盖一些档次较高的、又能与古城风貌相融的房屋如四
合院之类，但数量不宜太多（古代也不全是四合院），以符合上述第二点的精
神为原则。否则，就会出现“赶走一拨穷人，迎来一拨富人”的现象。
　　第六，在保护区内所有改建、扩建和新建的房屋内部功能可以现代化，但
在高度、体量和风格乃至色调上都要作出严格的规定和限制，新建或改建的房
屋不能干扰本片区固有的天际轮廓线，要求它们能与古城的风貌相谐和。新建
房屋切忌千篇一律，整齐划一。大小不一、高低不等、参差不齐才是古城的原
生态。
　　我们认为目前前门大街和御河片区的改造也应以上述精神为原则。特别是
前门大街是北京迄今剩留的古都风貌最浓郁、人文意蕴最深厚的保护区，因有
两座巍峨的城楼的依托，使她更加价值无限，绝不能“铲掉重来”。改造中一
定要保持主街道原来的宽度和两旁房屋的现有天际线，使她们与城楼保持固有
的比例关系和映衬强度。现在已经开通拓宽的马路要尽量缩小为单车道，切勿
建双车道！否则就是失败的。
　　御河保护区的改造工程目前从平安大道至帽儿胡同的“御河带”已全部铲
平了！损失了一些有价值的古建筑。从平安大道至东皇城根这一带，据最近有
关部门贴出的告示称，这一段古河道上的建筑物也要大拆，涉及400多个院落！
我们紧急呼吁，这一带切勿再动“大手笔”，切勿伤及有价值的古民宅！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颁发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
南》明确设定以皇城为主的区域为保护故宫的“缓冲区”。应最大限度地保护
故宫周围的历史原貌。历史古城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不一
定都要恢复过去的形貌，何况有许多古物想恢复也做不到了。比如，现在要使
什刹海与通惠河重新沟通就不可能。而鉴于什刹海来自玉泉山的水源已断绝，
局部挖开一段御河，将来只能死水一潭，变成“新龙须沟”，那时则悔之晚矣！
　　我国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刚刚开始觉醒，但远未完全觉醒，睡眼惺忪中，
容易走入误区。目前全国大拆大建现象相当普遍。有鉴于此，有关部门在决策
过程中务必慎之又慎，事先多听听专家的意见，多听听社会的呼声，耐心进行
反复论证，力避“一失足成千古恨”！



　　　　　　　　　　　　　　　　《人民日报》〔20060817　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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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啦，别说伤筋动骨了，早就是抽筋扒皮的过儿了，晚了。。。晚了。。。。。

[转贴]“破四旧”中的几个镜头！
文章提交者：飘灵风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他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后，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

杭州名学者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八十四岁的马老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

前国务院交通部长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一生喜欢藏书，曾说：“一生别无所好，就是喜欢买书藏书。我死后，这些书就归国家。”到六六年时，他的藏书与已逾万册。附近一个中学征用他的家作红卫兵总部，他的书便成了红卫兵头头夜里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书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他的藏书全被送到造纸厂打成了纸浆。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认那些山水花鸟的“反动内容”。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普陀区委、上海市委，要求派人制止。在焚烧被止住前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江青点名咒骂名画家齐白石后，北京红卫兵砸了齐白石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题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画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他保存的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被抄得一个不剩。朱屺瞻进“牛棚”时已七十五岁，能活下来已属万幸。其他上海画院画家，如白蕉、钱瘦铁、陈小翠、吴湖帆则不如他幸运，都做了文革的屈死鬼。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当年诸葛亮病死葬身的陕西勉县，“珍藏于人民群众中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四川蒲山县鹤山镇仅五千人，抄家销毁的古书也多达两千多本，古画二百余张。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

边疆也不例外。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通通烧掉。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份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孔子（公元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在山东曲阜安息了两千四百多年，碰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时代，竟也成为清算对象。十月间，已成中央文革大员的戚本禹通过《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刨孔子坟的历史使命理应由未来的教师们承包。

十一月十日，谭厚兰一行二百多人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砸孔坟前，他们请示了戚本禹，戚又请示陈伯达。十二日，陈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他们便砸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扫荡了孔子及其后裔安息的孔林。

下面是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讨孔战士”的实录：“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带着深仇大恨到了孔林。他们抡起镢头、挥舞铁锨，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孔老二的坟墓被铲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了……孔林解放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了！”

周予同教授专治经学，因为尊孔而被千里迢迢解押到山东曲阜，被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当孔子的塑像被拉着游街时，周予同、高赞非等参加过一九六二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被拖在后面，为孔子“送葬”。

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连续两天，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文革后国家花费了三十多万元，才收回一部分为盗墓者私藏的金银财宝。

毛泽东对那个“致敬电”虽未置词，但他有“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的言论，写过“孔子名高实秕糠”的诗句。“毛主席语录”是红卫兵行动的依据，毛
泽东思想给他们掘坟的胆量，这是毫无疑问的。由于戚本禹称赞谭厚兰们“造反造得很好！ ”掘坟风迅速传遍全国。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挂了个名字的人，差不多都
在一九六六年被掘了坟。

秦朝末年，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２３２－前２０２）与刘邦逐鹿中原，项羽被刘邦围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四面楚歌中，虞姬自刎。项羽突围至和县乌江畔自尽。刘邦成王，不以为败者项羽成寇，降旨在乌江畔项羽自刎处修筑有九十九间半屋（因没当成皇帝，不配享屋百间）的霸王庙。虞姬死处亦建了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霸王、虞姬不幸成为反动派，“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西汉时，北方匈奴游牧民族频频入侵、劫掠我中原农业地区，我人民生命财产时在铁蹄威胁之下。青年大将霍去病（公元前１４０－前１１７）屡次领兵击退入侵者，为国家北方疆土几百年安定和平奠定了基础。汉武帝要为他营建府第时他的回答“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两千年来一直是为保卫民族生存而献身的英雄的座右铭。他二十四岁病故后，霍陵香火鼎盛，千年不绝。老百姓以为到他墓前烧香，疾病就会霍然而去。要说这是迷信，与霍大将军并不相干。可是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东汉名医张仲景（生卒不详）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中医经典。近两千年来一直受国人景仰。他老家河南南阳有个建于明代的“医圣祠”。如今医生也算牛鬼蛇神，“医圣祠”的房屋被破坏，张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随后，好象“医圣祠”已不复存在，当局将祠院所属的大片土地也占用、瓜分了。

本来，对历史上自己家乡出的名人，老辈们一向视为荣耀；相传诸葛亮（公元１８１－２３４）“躬耕于南阳”，对于这“南阳”是在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樊，河南人和湖北人一直在争。但共产党思想灌输下成长的年轻人，却只知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头子，官吏是皇帝的走卒。“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份子。”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阎长贵的名言。于是，已建成一千多年的河南南阳“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就成了红卫兵的革命目标。“‘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这是“武侯祠”有史以来的第三次破坏，第一次是元初蒙古铁骑入侵时毁于兵燹，第二次是抗战末期（一九四五年三月）国军驻守武侯祠，在激战中被前去攻打的日军炮火击毁部分建筑（五十年代修复）。这第三次破坏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干的。
“天汉遥遥指剑关，逢人先问定军山。”公元二一九年，刘备在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斩曹操大将夏侯渊，遂自立为汉中王。十五年后，诸葛亮病笃，临死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需器物。”其亮节高风不输当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是，坐落在峰顶的“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

书圣王羲之（３０３？－３７９）死了近一千六百年，从未有一个中国人想到去砸他的墓。他虽是山东人，晚年称病弃官后却长住今浙江嵊县金庭乡。他的旧居金庭观、后人祭祀他的祠堂以及墓庐一直被仰慕他的四方人士修葺维护，完好地保存至今。如今文化要革命，嵊县子孙认为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也是反动派，将王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一九八五年，王墓重修。）
红色风暴刮到西藏高原，成果更大。这里遍地是“四旧”，到处都是革命对象。藏王松赞干布（６１７－６５０）定都拉萨，创文字、立官制，迎娶唐文成公主（？－６８０），并引入中原先进技术文化。他死后，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他们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生守护。但文革讲阶级成份，松赞干布是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大地主头子的女儿，都是大坏蛋。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清官”已被批臭，包公（９９９－１０６２）当然逃不脱。一千年来，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不过，“破四旧”的人们辛辛苦苦将石砌的地宫拆穿，却什么也没掘到。原来公元一一二九年金兵南侵时曾破坏包氏陵园，以后重修包墓时误把包夫人墓当成了包公墓。唯有守墓人把包墓的真实所在记在心里，以口相传了八百年。直到文革结束，一位七十多岁的守墓人说出真相，考古学家们才找到了包墓。

八百年前的民族英雄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虽为昏君、奸臣所害，但因他曾经“镇压过”江西农民的起义，所以也是牛鬼蛇神。岳飞老家河南汤阴县几百年来香火不曾断过的岳庙，在文革中自然是头号扫荡对象。汤阴县中学生，不以岳飞为荣，反以为耻。他们开到岳庙，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 殆尽。

当年岳飞父子在杭州风波亭被害，所以历来的杭州人也视岳飞为家乡的英雄。杭州“革命青年”也要“革命”，也把岳飞当做阶级敌人，不仅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一九七九年重修）（题外话：一九七三年笔者从岳庙后面的破墙溜进去，对满是荒草的岳坟的坟坑举起像机时，管园子的工人大声制止：“同志，不准照像！”）

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建立蒙古国，西侵欧陆，涂毒生灵，与中国本不相干。他死时，国号并不叫“元”，中国更不是那帝国的一部分。他是英雄是罪人，都与中国无关。红卫兵只知道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内蒙古人民每年祭祀成吉思汗，既然成吉思汗也是帝王将相，便将他的陵园砸了个稀烂。

明太祖朱元璋（１５９２－１５４９）本是江苏人，因幼时随父逃荒到安徽凤阳，遂自认为凤阳人，并在凤阳建了皇城。明末陕西人李自成杀到凤阳，烧了皇城，掘了朱氏祖坟。但他只有大刀长矛，破坏得不够干净。文革时有拖拉机，可以把巨大的皇陵石碑拉倒；有炸药，可以把石人石马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这才算彻底革了朱皇帝的命。

海瑞（１５１４－１５８７）早被《人民日报》批倒批臭。红卫兵不远千里赶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砸掉他的坟，挖出他的遗骨游街示众，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

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１５２５－１５８２），任内改革吏治，推行“一条鞭法”，应是湖北江陵人氏的光荣。江陵的红卫兵只认革命不认祖宗，砸毁了他的墓。

明末抗清英雄、兵部尚书袁崇焕（１５８４－１６３０）被中了离间计的崇祯帝以通敌罪冤杀、弃尸于北京城南菜市口。他的一位佘姓部属冒死收殓其尸骨，并嘱后人世代为其守墓。十四年后，明朝覆亡，清军入关。清高宗乾隆修明史，袁案昭雪，而那位佘姓将官的后人继续为袁守墓，并代代相嘱，一传就是十五代。一九五二年，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世钊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对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墓加以保护。文革中一切牛鬼蛇神都得横扫，袁氏也不例外。他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一**四年李自成入京，崇桢朱由检吊死煤山（今北京景山），福王朱由嵩在南京称帝，号弘光，御史何腾蛟（１５９２－１６４９）总督河南等五省军务。清军渔人得利，俘获弘光。隆武在福州登基，何总理军政，集明军及李自成余部，继续抵抗清军。隆武被俘处死后，何又辅佐永历帝抗清。一**七年，清军打到贵州，攻陷何的老家黎平，将何氏家族四十余人押往汉阳为人质，企图胁迫何投降。何答以“为天下者不顾其家，为名节者不顾其身。” 两年后，何被俘，回答劝降者：“吾头可断，心可剖，欲降不能！”并于即日起绝食。清人知其不屈，遂令何自缢。二十六年后，清廷表彰何氏“忠诚”，将其遗骸迁至黎平故里安葬，并为他建了祠。弹指三百年过去，头脑里满是毛主席语录的黎平中学生，不仅将山里古庙中的佛像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中国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１５１０－１５８１）的诞生地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里的“封 ”，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了。（一九八二年修复）

山东人蒲松龄（１６３０－１７１５）留下的《聊斋志异》五百篇，只讲神鬼狐仙，不讲阶级斗争，足证其反动透顶。可惜红卫兵掘开他的坟才明白，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亏得一位旁观者有心收藏，如今成了国家一级文物。

安徽全椒县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１７０１－１７５４）的故乡。《儒林外史》专为 “反动封建文人”树碑立传，作者吴敬梓也属反动文人。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是 “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也被革了命。当来客向该县革委会主任打听吴敬梓旧居的情况时，那主任竟瞪着眼睛反问道：“吴敬梓？吴敬梓是哪个公社的？”

山东堂邑（今聊城）人武训（１８３８－１８９６），早年丧父，以行乞事母，母死后继续行乞，终生以兴办义学、教育乡民为己任。当地人把武训视作骄傲，他的事迹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但他不想"革命"，只想教育救国，建国不久就发动批判运动，将他骂得一钱不值，并派江青领队，兴师动众地到堂邑武训老家调查，宣布武训是个“残酷剥削农民，甘作封建统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地主和大流氓”。在那之后长大的中学生，除听说武训是个“反动派”外，对他一无所知。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他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算是彻底打倒了武训。

清朝末代丞相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生前用慈禧太后赏赐的钱在家乡河北南皮县办了一所中学。如今该中学的红卫兵在批斗张之洞的后代、焚烧张家书画之余，又决定刨张氏的坟。他们手执皮带，驱使“黑五类”刨开了张氏的坟。不料，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遂命令“黑五类”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清朝三千多名太监，其中以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最为豪华、壮观。附近小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被学生赶去，凿开墓穴，革了他的命。但老师们费了几天才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历史学家从此又添了个疑案。

各地在“破四旧”中还有许多主人不甚出名因而不广为知晓的古坟被砸毁。例如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不在此一一赘举。


走入二十世纪，中国人所熟悉的近代人物，大致也成了文革的牺牲。

一八九八年“戊戍变法”的主角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后来主张君主立宪，反对用革命推翻清朝，所以是个“保皇派”。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展览结束，康氏颅骨无人过问，幸得展览馆的美术工作者王集钦悄悄收进木箱，文革后重修康墓时，方得将康氏颅骨收殓安葬。远在杭州的三潭印月，碑亭里那副“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的对联是康有为撰写的，同时被砸烂。

一九○九年建成的京绥铁路（北京至张家口）是中国第一条由中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的铁路。其主持人詹天佑（１８６１－１９１９）去世后，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京绥铁路同人在该铁路穿越八达岭的青龙桥车站为他建了个铜像。几十年来，从北京来访八达岭的游人到此下车，莫不瞻仰詹氏铜像。但詹氏十一岁赴美留学，二十岁归来，显然属于毛主席划定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北京铁道学院的红卫兵觉得找不到他的墓，砸他的铜像也好。他们扛着红旗，举着《毛主席语录》，沿着詹氏建造的铁路而来，砸掉当时政府总统徐世昌颁的碑文，拉倒詹氏的铜像，打翻在地，算是革完了他的命。

在詹公的铜像凄冷地躺在青龙桥车站上时，远在南方的广东，另一位不为很多国人所知的铁路修筑者的铜像也成了革命对象。工程师陈宜禧在花甲之年从美国回到家乡后，发起倡议集资修筑民办新宁铁路。他投入变卖全部家产所得的六万两白银，并得到海外华侨鼎力支持，经十四年努力，终于建成三百里铁路。后人纪念他，铸了个铜像。他十足是个资本家，怎配树碑立传？红卫兵开到，将铜像整个毁了。

一九一一年春，林觉民、喻培伦等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受伤被捕，从容就义。清朝覆亡后，国民党人在黄花岗建烈士陵园，以七十二块巨石组成石旌，以纪念起义中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四九年后，只砸了石旌顶部的国民党党徽。现在不同了，国民党的烈士就是我们的敌人。陵园内凡有关国民党的标记全被铲除，石刻的纪念碑文也被斫得灭痕处处，无法卒读。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首举义旗，率队攻打清政府湖广总督衙门的吴兆麟，是辛亥革命元勋。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时，他因病滞留在汉，被日本人发现，逼迫他出任伪军总司令。吴坚不允诺，被日寇软禁，病情加重，于一九四二年去世。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在武昌卓刀泉为他举行了公葬。如今墓被砸开，破土曝尸，只因他是国民党。（今已重修的吴墓在武昌首义公园。）

辛亥炮响时在上海响应起事，奠定东南大局的李平书（１８５３－１９２７）病故后，沪各界人士集资铸其铜像。日本侵占上海前夕，市民恐日寇破坏铜像，曾将其深埋地下，抗战胜利后方掘出重立。一九六六年，铜像被横扫，不久作为废铜烂铁卖给废品回收店，转而送进了上海冶炼厂。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老蒋既为人民公敌，则蒋氏生母的墓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民政府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当年总部设在湖北南漳县。如今南漳县张公祠的张氏衣冠冢和为纪念他而立的三个亭子均被破坏。广西贵县，“桂东南抗日起义烈士碑被严重破坏。”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在南京紫金山麓兴建“航空烈士公墓”，将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牺牲的三十多飞行员烈士的遗骸隆重安葬入土。但后来日寇占领南京，在大屠杀的同时还捣毁“航空烈士公墓”，扬弃未及入土的烈士的遗骸。一九四六年春，国民政府举行公祭、公葬，将八年抗战中牺牲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空军烈士，以及为中国抗战献身的一位美国教官、四名苏联飞行员迁葬于此。一九六六年八月，毛主席的红卫兵开到公墓，根据“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最高指示，将烈士墓彻底捣毁。他们干得比当年日本人还彻底。烈士的骸骨全部被丢弃失散，以至后来重修时所有的坟都成了衣冠冢。

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原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虽因此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时，外国租界的法院仍执行中国政府的职权。法院刑庭庭长郁曼陀坚不与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合作，多次接到附子弹的恐吓信后仍坚守岗位，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底被暗杀。抗战胜利后，在他的家乡浙江富阳县建立了“郁曼陀先生血衣冢”。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向其家属颁发了有毛泽东签名的“烈属证”。现在，血衣冢被荡平，碑石砸断后不知去向。

国民党军人戴安澜将军一九四二年三月率兵赴缅甸，与英、缅军协同对日作战，曾救出英军一个战车团，五月间战死时仅三十八岁。同年十二月他的遗体运回中国时，毛泽东当时送了挽诗，周恩来送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两位正副总司令合送了挽联。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将他的遗骸自贵州迁葬安徽芜湖市郊，与其家乡无为县隔长江相望。一九五六年人民政府更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可才过了十年，文革中戴氏墓园就被砸了。

杭州人文荟萃，也是众多历史人物的的长眠地。如今“大革文化命”，埋在杭州的历史人物的墓几乎都被砸烂平毁。传诵千古的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作者，宋代诗人林和靖（９６７－１０２８）的墓就在被毁之列。公元一四四九年，外族入侵，明英宗亲征被俘，大臣于谦（１３９８－１４５７）拥立景帝，主持抗敌，胜利迎还英宗。后英宗复辟，于谦被诬陷谋反处死，归葬老家杭州。他一向被视为忠烈英雄，如今却因他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也被刨了坟。除此之外，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先烈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
资本家的命不可不革。福建华侨富商陈嘉庚（公元１８７４－１９６１）回故乡厦门办学数十载，出资办了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诸学校，统称“集美学校”，国人称是当代武训。他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以巨款支援孙中山革命；三十年代又积极募捐支援国内抗战。但他是个资本家，他办的学校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立王国”。校园被关闭，校产被瓜分。陈氏族亲近千人被强迫迁居闽西山区。他的墓及纪念碑石雕均被砸。

近代“反动文人”的墓都在被砸之列。二十年代诗人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因飞机失事死去，埋在老家浙江海宁县东山麓，因其盛名，徐墓一度是当地名胜之一。中共进城后，徐即被指为“鸳鸯蝴蝶派”、反动文人，著作悉予封存。如今墓园当然被革了命。一九八二年重修徐墓，费时月余才在一块荒地里找到已被砸断了的墓碑。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蒋介石要发表一个《告全国国民书》，让军委政治部的郭沫若起草，三天内交卷。郭把这事交给了名画家傅抱石。所以，全国人民读到的那份蒋介石“抗战文告” ，其实出自傅抱石之手：“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幼，一致团结起来抗战……”。傅氏一九六五年病逝南京。一年后，他的墓被红卫兵彻底扫荡。

文革几年前去世的名画家齐白石是湖南人，葬在北京西郊湖南公墓。江青对红卫兵咒骂他之后，公墓附近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用镐头、铁锹砸毁了他的墓。但死于五十年代的名画家徐悲鸿并未被批判攻击，他的墓是红卫兵在情况不明的混乱中连带着砸毁的。周恩来说是“ 被坏人捣毁”，实在是冤枉了红卫兵。

上海作家靳以死于一九五九年，安葬在万国公墓。为肃清其流毒，红卫兵刨开他的坟，抛撒其骨殖，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靳以有幸，骨殖被一位不知名的有心人收集起，送到公墓保存了下来。同为上海作家的巴金叹道：“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后，什么都没有了。”

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亲自加了一段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六月七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时说：“我们农口（即农、林、牧、渔业各部门，丁注）有许多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扫除他们的害。……大家都要积极投入这个斗争。” 农口的“反动学术权威”便成横扫对象。原苏北农学院院长冯焕文一生从事畜牧学、果树栽培研究，著述三十余种。一九五八年去世后，归葬老家江苏宜兴。今被追认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惨遭掘坟、砸碑、焚尸之灾。

中共早期领导人、原北京大学学生领袖高君宇（１８９６－１９２５），生前与女作家石评梅热恋。一九二八年石氏病逝后，朋友按其遗愿，将二人合葬于京郊陶然亭。五十年代初，中共兴建陶然亭公园，迁建高、石之合葬墓。红卫兵认为那有违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举砸毁。（一九八四年重修）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的中共红军突围长征前，曾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下台干部”瞿秋白（１８９９－１９３５）要求和中央一道行动。可是当时他已在党内被排斥。中央局大多数人不同意带他走。党的负责人张闻天孤掌难鸣，只好看着他留下。次年二月，瞿秋白在福建被俘。蒋介石曾派人劝降，被瞿严词拒绝。但他有感于党内斗争之残酷，情绪不高。他集唐人诗句书写了一阕《浣溪沙》赠送狱中的军医：“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写了一篇长文《多余的话》，动机是“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他剖析自己道：“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 文人积习未除’的。”六月十八日，他用俄文唱着《国际歌》，走到一块草地，说“此地很好”，然后面对行刑者的枪口就义。

一九**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谈话时，提及瞿秋白，说：“《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以后宣传革命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言外之意，瞿氏是个“叛徒”。红卫兵得知后，便到八宝山公墓砸了瞿氏墓碑。67年五月，北京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再登八宝山，并向全国告示：他们“怒砸大叛徒瞿秋白的狗墓”，“把瞿秋白的臭骨扔出了八宝山”。

希特勒语录
　　
　　“我们的斗争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要么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这是战争的真理）
　　
　　“如果有人说：你做梦吧！我只能回答他说：你这个笨蛋，如果我不是一个梦想者的话，我们今天会在哪里呢？我一直相信德国，你说我是一个做梦者；我一直坚信帝国的崛起，你说我是个傻子；我一直相信我能重新夺回权利，你说我疯了 ；我一直坚信贫穷会有尽头，你说那是乌托邦。谁是对的？你还是我？！我是对的，我一直会是！”
　　
　　“一个民族正经历着动荡，我们，在被幸运之神垂青。”
　　
　　“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未来必将完全属于我们！”
　　
　　“德国的明天就指望你们了，德国的青年们！”
　　
　　“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情；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
　　
　　“每一代都至少应该经历一场战争的洗礼。”
　　
　　“我来完成耶稣基督未竟的事业。” （元首是天主教教徒，但是不是很地道）
　　
　　“他们得小心了，总有一天我们的忍耐到了尽头，那时侯我们会让那些无耻的犹太人永远住嘴！！！”
　　
　　“我不相信，那些以前在不断嘲笑我们的人，现在，他们还在笑！！！”
　　
　　“你们必须跟着我庄严的宣誓：我们需要的是和平，我们需要的是献身于我们的事业。”
　　
　　“如果日耳曼民族不在强大到可以浴血保卫它自己的存在的话，它就应当亡。”
　　
　　“如果我的民族在这场实验中失败了，我将不会为之哭泣，是他们自找了这样的结局。”
　　
　　“超凡的思想是不会与凡夫俗子共存的。”
　　
　　“我们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并将为之努力奋斗，直到死亡！”
　　
　　“只有那些疯狂的大众才是驯服的。”
　　
　　“民众是盲目和愚蠢的”
　　
　　“我通过循循善诱得到了一切”
　　
　　“大众就像是个任我为所欲为的女人”
　　
　　“妇女教育的不可动摇的目的就是养育子女。”
　　
　　“女人的智力是完全无用的。”
　　
　　“只有对我来说有用的条约才是有效的。”
　　
　　“我们以前总是，将来也会继续对一切事冒险。”
　　
　　“我总想战斗。”
　　
　　“没有人可以夺走我们的荣誉。为了德国人民我们必须战斗15—20年” （只有元首这么想）
　　
　　“我宁愿在50岁而不是在55或60岁发动战争。”
　　
　　“时代呼唤战争而不是和平。”
　　
　　“政治的最终目的是战争。”
　　
　　“我们只能用武器来保卫和平。”
　　
　　“有没有世界大战对我来说都一样。”
　　
　　“只要还有一个德国人活下来，战争就将继续。”
　　
　　“我们的运动是反议会制的。”
　　
　　“伟大的说谎者同时也是伟大的魔术师。”
　　
　　“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
　　
　　“我的意志决定一切。”
　　
　　“我们将要系统的，毫不留情的消灭敌人，连根带叶。”
　　
　　“如果他们背叛国家的话，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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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和泽东唯一的区别就是，特勒率领着民众杀别人，泽东率领着民众杀自己．真棒

一个德国人拍的北京,里面有一张大高玄殿的照片,是站在故宫西北角楼上拍的,整个大殿的方位布局一目了然,比我家图册里照片都清楚,这次算是弄清楚了,真棒!!!!

 

我也弄了一个MYSPACE,其实不是我弄的,是谭大拿帮我弄的,我代表秋云萍餐厅的所有工作人员向她表示感谢

 

不过说实话...

我觉得这东西不适合我........

扎公府位于西单甘石桥西，此府为舒尔哈齐曾孙扎萨克图的二儿子扎克纳的府邸，俗成“扎公府”，扎克纳早年曾跟随多尔衮征战明朝，因军功被封为辅国功，后曾被革爵。顺治五年与英亲王阿济格驻守大同，顺治六年晋封固山贝子，后征战湖南、衡州，因军事原因被再次革爵，顺治十四年因为征战云南有功复封为辅国公品级，顺治十六年（1659）死于军中。

   扎公府规模十分庞大，虽然是公府级别，但其府邸建造等级和规制甚至可以和一些贝子贝勒府邸相比！扎公府分为东西两路，西路为花园，东路为中轴线，扎公府一直是斑马最喜欢的公府级宅院之一，分别于2002年、2004年、2005年和2006年12次对扎公府进行过实地考察拍照，但由于市政建设需要，此府邸被划为地铁甘石桥站车站所在地，于2006年春夏之季拆除，实为可惜！

   扎公府建筑布局合理，规模庞大，可以算上北京地区公府中较大的一所，更可贵的是其保存一直十分完整，只有西部的花园在修建西城区文化馆的时候被拆除。在拆迁过程中我发现扎公府不但建筑保存完整，屋子内的隔断、木雕、天花板、木地板等也保存较好，实为珍贵！

  扎公府中轴线大概分为三部分，前半段为正房，应该为公爷办公或举行重大活动的地方，而后不部分又分别有两个小型院落，其中中间的院落与西边的花园相连接，十分幽静，而且屋内装修的十分豪华，均有木雕隔断，应为公爷当年的寝室或书房。在这个院落的后面还有一个四合院，南面有垂花门与前两组建筑相连接。看格局和位置来分析应该是当年公爷家眷的居所。

 

2002年拍摄的扎公府中轴线前半部分

2006年春拍摄扎公府中轴线即将拆除的前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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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的时候，大概3、4月？？拆的时候我和女朋友还抹黑进去过，随手拍了点照片，以前一直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看了这篇文才知道这地具体的情况，不过照片还没洗出来，也算留了个记录。这个院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常来，因为那时候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住在这里，那时候他家生炉子需要用火引，我们经常点着了报纸在院里跑步玩火炬接力，然后还跟屋里点报纸，后来想想还挺危险的。

拆吧，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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